身体作为移动媒介——跨境代购中的具身传播实践和身体问题

无线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让个体和社群远距离交往、摆脱时空束缚，人的身体在互联网传播实践中一度“隐匿”。随着移动互联网、移动社交平台和移动穿戴设备重新嵌入当前的日常衣食住行，数字网络越来越多地组织和辅助人和物的移动性。移动传播实践的深入提醒我们，人的身体和具身传播再度构成传播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经验要素。

在中国，每天外卖员骑行往返于餐厅与数亿住户之间，截至2018年底，中国手机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7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每天网约车司机载着数千万乘客在上下班的路上，网约车的日使用量在2018年达到2000万人次（新浪财经，2019）。经由移动互联网平台，人们的移动互联和身体移动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人们选定外卖，通过外卖平台便能追踪送餐员实时到店、等待和送餐的移动信息；送餐员从接到订单、规划骑车路线，再到完成派送，合作餐厅和客户乃至送餐平台，无不参与移动信息的协同。当人们打开约车软件，发出定位；司机基于位置接单或收到派单，发出信息与客户协调定位；客户通过约车应用查看其实时距离和行驶路线，与行进中的司机保持联系。除了移动网络约车和外卖平台移动身体的移动传播和信息交互，移动交互游戏、移动穿戴设备、移动社交和移动视频直播也日益增长。于是，曾经网络中不可见的身体和身体移动又变成传播过程的重要构件。

如果说移动的网络实践已经变得愈加普遍，那么在当前人和物、实体和虚拟的移动性以及相应的移动传播实践语境中，身体移动有着怎样意义上的回归/变化？身体及其移动性如何改变了网络传播实践的数字和物质层面？我们如何理解与身体相关的移动传播实践的社会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代购者的具身传播实践为例，讨论身体作为“移动的媒介”，进而透过分析移动着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者的身体，思考其中的社会空间生产和技术文化影响。文章首先在文献综述中讨论目前传播研究从身体视角反过来思考移动和媒介技术的问题意识。随后将在三个情境下分析移动传播中的身体，包括现场的身体和移动、网络中移动的身体和身体移动关联的话语。最后笔者将总结移动传播过程中身体移动与媒介技术的嵌合，进而指出本研究中身体作为移动媒介的三个层面。

香港代购是分析移动传播的合适案例，因为跨境信息、资金、人口和货物流动在代购活动中十分显见，移动传播和身体移动性在移动社交和消费平台（如淘宝、微信、微博和小红书）、采购和物流环节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笔者参与式观察获得的经验材料，包括2016年3月至11月在香港的田野调查，以及2017年至2019年每年两个月的补充观察。笔者伴随代购报告人每周选择一天到香港采购（一般是周末），观察了一整天所有代购流程和出入境运输的情况。观察地点包括尖沙咀、上水、沙田、天水围和观塘等采购地，以及罗湖、福田和深圳湾三个边境口岸。其他经验材料包括2016至2019年笔者在微信、微博和豆瓣不间断观察后，撰写的网络观察日记和回忆报告人情况的个人笔记，以及2018年至2019年开展的半结构访谈内容。

本文基于分工、资源和移动方式将参与代购的人总结为四类。第一是承担了客服和出入境采购等几乎全部流程的个体代购（如下文中的小王和小陈），这些人基于商品市场差价和国际汇率差获利。第二是“水货客”，指专门负责在关口收费携带各类物品跨境的劳动者。他们活跃在香港和澳门的各个口岸，收入主要来自代购物流过程的劳动。第三是只做网上接单的代购代理（如下文中的小张和小李）。第四是做批发的代购，他们较其他代购者有更多资金，在经营方式上灵活多变，或亲自去采购，或采购后雇佣“水货客”，或走清关物流途径并在两地设货仓。由于主要依靠居间周旋，赚取中间差价，这些代购者在经营中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起亲自采购的人要强。

图1展示了四类代购参与者在跨境代购活动中所处的位置，图中的连线呈现的是有直接进行联系的参与者，其余的人通过移动社交媒体平台、购物网站、跨境购物网站与各类参与者（消费者、代购代理、个体代购、代购批发商和不同香港供货商）间接联系。图1中的传播情境既有线上沟通，也有线下信息、金钱和货物交往。内地香港跨境采购活动便发生在这样的交易网络中。囿于篇幅，在此不能详细解释其中的复杂代购网络关系和背后的结构性张力。下文将聚焦代购者到香港采购的过程，重点阐释移动传播中的身体如何作为跨境代购网络关系的联结点，围绕具身传播活动如何改变现有社会技术网络和传播者关系展开论述。

（一）从现场向网络同步的身体移动

本文分析的第一个情境是实时的身体移动及其移动性特征。这个情境是笔者参与报告人亲身跨境采购所得的观察。这里需要简要介绍香港代购活动的背景，以理解移动中的身体在这个案例中的重要意义。在香港代购自己的介绍和研究访谈中笔者发现，很多人强调香港代购的优势是“人肉代购”。“人肉”，即身体力行的代购。他们用“人肉”这个词是向顾客强调香港代购如何亲自去帮你买、帮你搬东西和帮你选。换句话说，代购本人必须要去香港，无论价钱高低，一定保证从香港当地采购商品。显然，代购者们的传播实践在此情境下强调物理空间的身体移动和特定空间的亲身到场。

由于深圳到香港的每周一行政策，很多代购者每周选择一天前往香港采购。他们往往会固定一个地区，之后每周前往同一处购物。笔者到过尖沙咀、铜锣湾、上水、沙田、天水围和观塘等采购地，一般来说，代购的采购场所主要包括药房、连锁店和商场专柜。我的报告人小王是一个公司上班族，每周六兼职到香港代购，目前已有四年，尖沙咀是他最主要的活动范围。他周六从深圳花一个小时乘地铁到关口，再花一个小时搭乘香港地铁前往尖沙咀，每次分配好出行和返程时间，同时也安排好中间主要的采购点和所需时间。

小王的采购路径很有讲究。他一般先去药房快速拿货，中间在几家店里往返找货，有时候可以跟店里联系好，到了就能拿货。在药房他总是尽量节约时间，因为这些店里采购的都是来香港之前就预订的货物。然后小王会去连锁店（例如，莎莎、万宁、屈臣氏和楼上等），这个过程中他边走边查优惠，同时顺便做客服，发优惠信息。完成预订的采购单后，小王开始等待加单。他放慢脚步，频繁发消息在朋友圈和微博，报告买的东西和实时方位，看看有没有客人想要买什么东西。小王说，亲身前往香港代购的一个优势在于，采购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实时选择合适的店铺，看到新的店铺优惠适当调整采购路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灵活服务。等到商场专柜，小王对于报告自己的移动方位和停留的时间更加在意。在一些较大的专柜店面里，小王的网络活动就更加频繁，有时甚至慢慢一张张拍新货、试色号和帮客人问价。可以发现，小王采购过程中的身体移动是有选择和策略的，这些策略基于实地店铺售货情况和网络采购信息交互。在第一个情境下，长期代购从业者的移动方式不是随意而行的，他们对采购地点的空间非常熟悉，采购活动基于事先安排好的交易、规则和社会关系。笔者在参与代购三个月之后，基本熟悉了这种移动惯例。我和小王每次会约在尖沙咀B2地铁口见面，每次依照固定的顺序前先去地铁口旁边的几个药房，再去连锁店，最后去商场。小王对尖沙咀的各条街道了如指掌，他一边拿着手机回复客人的信息，一边带我穿过各种巷道，利用各种捷径从金伯利穿到弥敦道，再到广东道，在药房、连锁店和海港城之间往返。他说，“走太多年了，我不用抬头就能顺着路走”。在采购途中，由于“老代购”彼此都熟悉尖沙咀的商店网络，大家就会根据实时方位和当下的加单情况，选择合作和交接团购货物的地点。

有趣的是，不少代购不仅能帮忙买，也帮忙挑选、比较和试用各种商品。这种人肉代购方式促成了远程的客户与现场采购的互动，代购者的身体因此变成了“媒介”。代购者采购过程的策略和移动步调还会随时调整，有时基于群里跟人联系，然后去接货，组团买东西，或者帮忙排队。有时客人突然提出一个订单，需要到指定的商店去问价和挑选，甚至拍摄试用的照片和视频。我们便去店里帮客人拍照， 当客人在产品的几个款式之间犹豫时，我们也需要现场帮忙试穿并摆拍。这种情况下，虽然身处内地的代购客户没有亲自前往香港，现场的代购身体却代替了客户本人。这也是香港代购所说的“人肉代购”服务的优势——利用身体和身体移动来完成的代购。于是，线下身体移动与网络平台便不只是单纯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代购的身体移动策略从现场向网络同步成为一种线上与线下双向影响的过程。

第一个情境说明移动与传播者肉身在场之间的关联方式，代购者的身体作为最直接的移动传播媒介，通过网络的连接把现场移动与网络空间连接起来（de Souza e Silva & Sheller，2014），产生了信息和现场实践的交互，交互的介质是肉身，实现的是远程的互动协作（Ling，2004），实现挑选、采购，乃至与其他代购者的互动，并进一步传达了传播身体“在场”的意义。因此，身体移动是劳动，也是跨境具身传播实践。移动身体用于实时信息交互，塑造了“人肉代购”的跨越两地的想象性消费空间，通过网络界面加以呈现和凸显。笔者将在下个情境描述这一特点。

（二）网络界面化的移动身体

第二个情境分析的是网络中移动的身体，即一个用信息标记的虚拟身体，很大程度依赖移动界面来呈现（Farman，2012）。一些富有经验的代购者充分利用移动社交网络平台，使得身体的移动性、网络中的身体移动标记与线上-线下身体在场之间产生“想象性”的紧密关联。代购小陈在网络中的“具身”实践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小陈在同行里小有名气，大家都很佩服她对客户的感召力，称其为“加单能手”。小陈会在只有很少订单的时候就去香港采购，但每次回来总能晒出很多加单和成果，时常满载而归。通过长期观察，我发现小陈的成功建立在她生动活跃的网络形象呈现，以及毫无保留的“数字足迹”展示，例如，什么时候开始包货，什么时候跟人聊什么，去香港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买了什么。她每天除了睡觉，时时刻刻都在发朋友圈，360度呈现了日常生活、家人和代购生意。小陈的形象鲜明，嘴也甜，还特别喜欢晒加单，展示自己跟客户的交流和自己试用新品。虽然没有见过小陈，但我对她每一个家人、她的喜好、她的工作态度、她与代购客户的交流都无比熟悉。作为一个默默观察她的人，我们仿佛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网络中的小陈越来越“具体化”，小陈的网上形象，尤其是她极力推出“移动的形象”——不断在各种地点、各种活动之间穿梭的形象，以及她精确的数字足迹定位，带动了许多忠实客户跟随她“往来”香港，使人们的想象性“移动”与小陈的现实生活和线下移动同步起来，增加了跨境代购的真实性和代入感。这个策略其他代购也有意识地采用，只不过她运用得更彻底，因而比很多人都有效——把“人肉”代购不断移动的形象完全地呈现在社交媒体，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这个情境中，网络中呈现的现实个体和身体移动凝缩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肉代购”。这种线上-线下形象的网络具身并不完全是实际空间移动的映射，它更多地包含了人们对网络身体呈现与物理身体在场关联的理解，这是可以经过符号挑选的。身体符号和移动状态的选择性呈现便意味着肉身“在场”。小陈的例子说明，除了物理空间的身体移动，网络中的身体移动对跨境代购同样重要。小陈的成功一部分在于，她个人作为具身化的网络存在让不少客人相信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亲力亲为，提高了“人肉代购”的可信度。在充满虚拟形象的网络空间，人们失去身体言传意会彼此的途径，小陈的网络存在和身体便显得格外突出。这种网络化的移动身体呈现还建立了一定的亲密感，仿佛大家的线上线下没有空间阻隔。这种想象性关联影响着代购与客户所建立的长期信任关系。不过，情境三的例子会说明，网络中的移动身体形象与线下活动并不是一定同步和相同的。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事实真假，而是一旦这种关联被认定，代购者便拥有吸引铁杆客户和拥趸的资本。

网络界面化的移动身体能够成立，很大程度基于移动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和归类机制，其中包含一些手段，可以用于强化网络中所呈现的人和物的移动，强化线上与线下的关联。例如，设置社交媒体上包含地方名称的信息，它们可能出现在个人简介、标签和用户名字；利用地理位置服务，实时更改活动状态；在网络信息映射线下位置和空间作为代购证明，包括住址、地标和有标识的建筑照片，以及与移民身份（留学生、新移民、临时工作者）和代购关联的证明材料。还有物流方式的网络呈现，比如强调特定国家专柜门店采购的人会拍商店的照片和专柜小票，直邮会提供采购或报税单，“人肉”代购会拍一系列移动轨迹，还有过关场景等等，这里不能详细展开。

社交场景下人们对代购线下活动的判断很大程度是基于诸多的网络踪迹，这些信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操纵。对线下活动与地点的关联有可能为代购活动提供佐证，代购活动也需要这样的关联。实际上，许多代购行业的参与者与顾客也注意到，伪造网络中的虚拟身体和假代购的现象可能存在。然而，在抨击虚假个人信息、假地理定位、假单据和假货的同时，所谓的“真”代购还是必须借助类似的网络信息来呈现和定义移动身体。这便是网络界面化的移动身体与现实空间的代购实践若即若离的关系带来的矛盾。这里体现了移动身体如何凭借技术逻辑“数据化”，媒介技术的数据化机制作为“第三预存”（许煜，2019）成为身体移动存在的背书。依托网络平台化的逻辑（Helmond，2015），即平台化的搜索、归类和运算机制生成的用户界面，虚拟的移动身体与特定物理空间的身体实践相对应。当它成为代购者和他们的用户以及身处相同技术语境的人默认的“技术事实”，图1所展示的跨境代购网络关系的移动传播便逐渐形式化，成为常态，进而影响了代购活动中不同参与者对离身（即，远程连线和指挥）和具身的运用。

（三）身体移动和移动身体的话语层面

在第三个情境下，同一类身体移动和移动身体被纳入不同社会意指。这个情境下的社会性建构和意指的过程生产了与身体和移动性关联的话语，定义了参与者的社会属性。“人肉代购”实际上具有丰富的意指。尤其人们在区分什么是“人肉”，什么不是“人肉”，强调“人肉”这种身体移动在代购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时，身体移动和移动身体是社会建构的对象。笔者发现，其中至少包含代购者和客户的话语、影视作品的话语和官方的话语。

如上文所介绍，参与代购的人基于分工、资源和移动方式至少包括四类人群。但笔者观察到的是，不同代购参与者、客户和媒体呈现所认识的香港代购似乎不同。长期从事个体代购的人十分重视“人肉”在从业者内部和面对消费者所形成的特定话语和实践方式，甚至为此选择性地改变经营策略。小张和小李原先都是“人肉代购”，由于携带物品过境被海关没收，并记入黑名单，就转成代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负责接单，采购流程主要由其他代购负责。然而，二人在客户并不知情的状态下继续原先的“人肉代购”活动。他们在朋友圈的活动与先前无异，地址定位和摆拍照常。小张找了其他的“人肉代购”合作，经常结合对方的实时采购的信息，同步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小李的方式更加难辨真假，她时而盗取其他代购的信息，时而亲自去香港采购，于是得以瞒天过海。很明显，二人这么做是为了呈现出原先“人肉”网络的实践规则。他们的顾虑在于，很多客人就是冲着“人肉”这种方式，当代理必须小心维护这个身份状态。笔者的多位访谈对象都强调，“人肉”比起淘宝或者小红书网购要靠谱很多，亲自采买、货比三家，还能灵活定制购物服务。他们经常以此作为营销的噱头，强调香港代购的优势。于是，“人肉”在香港代购活动中被强调、放大和利用，身体移动性成为了个体代购者一方重要的技术话语。

“人肉”的定义也用来区分不同代购参与者移动性的社会内涵。有趣的是，一些代购者和官方管理者采用了同一套话语方式来定义“水货客”的“身体移动”，强化了“代购”和“水货客”的不同。从其中的一个劳动环节（即携带物品出入境）来说，代购和“水货客”并无实质区别，甚至“水货客”活动也是“人肉代购”的一部分。甚至不少个体代购和代购批发商都会雇佣水货客进行跨境搬运。然而，“人肉”和“走水”，即典型意义的代购具身实践与“水货客”身体移动却被带入不同的理解方式。当在网上经营代购的访谈对象被问及水客是否属于代购时，多数都否认。他们强调“水货客”只做跨境货物搬运，每天过关很多次，是跨境冲突最大的根源。而“人肉”代购，从前文的描述和代购者自己的理解来看，引申出的是更丰富的“线上-线下”身体活动。尽管跨境搬运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典型的代购者多数会对此选择性地忽略。《人民日报》和《明报》等媒体以及香港政府报告也用类似的方式描述水客对于两地的影响（Xie，2018），对“水货客”现象的认识都强调频繁的和可见的身体移动，而“代购”更多用于跨境消费语境以及社交媒体上可见的海淘采购展示，极少出现在跨境冲突的讨论中。

此外，笔者观察到媒介呈现、社交媒体活动和线下接触的“水客”存在较大形象差异。“水客”（或走水）曾出现在描述跨境关系的影像作品中，如电影《过春天》刻画了十六岁的佩佩如何利用自己跨境学童身份往返两地，通过身体捆绑多部手机，绕过海关检查，成为“水客”团队的一员。其中跨境身体移动的细节（如过关检查）与研究者田野观察无异。但《过春天》与现实观察中的“水客”性别刻板印象十分不同。在口岸观察到的被访谈对象称为“水客”的人往往是由两地掮客组织起来的、居住在口岸或内地新移民香港的老年人，以男性为主。同时，比起社交网络中活跃展示自己的代购（如小陈），“水客”在网络中一直隐匿。笔者发现，一是“水客”的身体移动是高风险、低符号价值的，二是现实中很多“水客”并不具有接入网络的素养和移动性资源。

上述代购、代理和“水客”体现了围绕身体的多重话语实践，身体移动性变成社会区分和建构的对象，其中实践者不乏代购参与者、消费者、媒介和社会管理者。区分“人肉”代购和网购围绕身体移动性相关联的不同技术实现方式，形成了相应的职业认同话语，在跨境消费中赋予特定身体移动方式以符号价值，并凭借灵活的技术手段趋利避害（例如，利用转运服务、清关公司和雇佣水货客）；代购参与者的形象差异折射了代购活动背后性别话语的复杂性（在此不能详细展开）；不同代购者线上-线下移动身体的差异，使得可见的身体与社会管控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不具备高机动的移动性资源的人更容易成为针对目标（例如，个体代购和水货客）。身体长期以来体现国家权力的作用，在跨境语境更甚，社会管控往往根据身份（例如，种族、户籍、年龄、性别、职业和阶层）管理不同人群的跨境身体（Salter，2008）。包含了传播技术和空间制度安排的跨境代购的移动性基础设施（如图1），使得人和物的“移动和不移动”的表现方式和社会意义变得相对（Sheller & Urry，2006）。于是，围绕移动身体和身体移动的话语，生产了典型意义上的代购身体移动实践，当前对跨境过程和跨境身体的一般认识，乃至跨境的管理。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前人和物移动以及相应的移动传播实践语境下，身体移动有着怎样意义上的回归/变化？本文认为，经由网络中介的身体移动和移动的身体不只是我们重新发现或关注虚拟身体与肉身存在。具身移动传播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网络传播中在场/不在场、移动/不移动，以及“线上-线下”这些看似二元的现象。早期讨论互联网影响的研究隐含一类关于“线上-线下”关系预设，认为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活动此消彼长，互联网的中介化传播减少了远距离的物理传输（de Souza e Silva，2016）。也有观点认为“线上-线下”不可分割，线上生活是具体空间中不同人群文化的一部分，人们的网络实践方式和内容很大程度是线下的映射（Miller & Slater，2001）。如今传播技术被重新嵌入到空间移动中，人与人，人与地方的连接变得复杂，在跨境代购的三个情境中，空间移动中的身体成为了“线上-线下”之间的连接点，这体现在文化层面，也表现为具身化经验层面，即“具身化、嵌入性和日常化”的互联网实践（Hine，2015）。更重要的是，移动身体除了成为连接点，也造成线下-线下之间的张力，“线上”与“线下”实践相互牵扯。当身体的物理属性（即位移）、符号属性（即再现）和话语属性（即权力生产的对象）置于同一情境，产生不同层面的内涵和影响，甚至变成“线上-线下”认识和连接关系的矛盾来源。

移动身体如何改变了传播者网络传播实践的数字和物质层面？笔者认为，有三个层面的传播者移动身体参与了跨境代购网络，影响了其中社会技术网络和参与者关系。首先，具体物理移动和传播过程中，空间移动方式和感知基于身体。其次，在移动传播活动所生产的符号层面，网络中的身体呈现，线上与线下的空间生产，依赖具身化实践。第三，在整个移动传播实践所嵌入的话语层面，即，人、物与媒介交互所依托的物质和社会文化关系，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生产以移动的身体和身体移动为直接对象。其影响在于：移动传播中生产多个情境，不同传播形态同时进行；这些传播形态背后有可见的“身体”与不可见的“身体”；基于网络的具身化传播实践，由具有物理属性（即位移）和符号属性（即再现）的身体共同塑造；人与空间的关系在移动传播活动中再塑造和呈现，具身化传播实践使得具有不同社会文化属性的空间交叠在一起；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下移动身体具有不同的意涵（例如，信任感的来源，或者群体归属的划分标准）；移动传播过程需要安排线下场景、物和移动条件，技术、地理和社会条件不同，人们可利用的移动方式和能力不同，带来不同移动传播实践方式。

通过厘清移动身体分析的三个面向，我们可以借此展开移动传播过程的动态分析，更明确地认识传播语境和物理-虚拟场景混合伴随的技术实践变化。本文认为，代购语境下的移动传播打破了关于在场/不在场、移动/不移动、以及“线上.线下”的二元对立，催生了更强烈的语境坍塌（Marwick & Boyd，2011）——社交网络中多元传受关系改造的传播语境，以及混合空间（de Souza e Silva & Sheller，2014）中的传播实践。本研究揭示了移动身体数字化的双向过程（肉身空间移动的数据化，具身移动数据的空间往返）。这个动态过程体现身体在移动和传播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锚定和移动两种动能——确定传播者具身性和连接他者（人、物和信息）的离身性。本研究经验材料也表明，（在场与虚拟的）身体移动、网络界面化的移动身体和作为话语的身体移动与移动身体的并置和转换带来更多复杂性和可能性。作为移动媒介的身体，不断实现着场景的坍塌与重建。

如何理解与身体相关的移动传播实践的社会意义，以及代购具身传播对跨境代购网络关系的影响？本文希望借助代购的经验研究思考“跨境”传播过程内涵的复杂性（Xie，2018）和移民劳工的线上-线下移动性的辩证关联（Xie & Witteborn，2019）。对于前者，可以反思：基于对线上与线下的辩证关系，如何理解身体移动与移动身体的呈现带来的不同结果？什么是这个过程中的“移动”？这对当前的跨境争议有何影响？后一话题带来的讨论是：物的流动、空间移动的人和人们的网络虚拟移动如何经由移动媒体界面交织在一起？地点、空间化与移动传播如何重塑“移民”身份以及他们与不同地方的关系？除此之外，或许还有更多问题，基于当前中国的技术政治条件和社会文化语境，身体作为移动媒介，亦或是媒介化的身体与移动有何影响？移动传播、身体形态、技术条件和媒介场景之间如何相互塑造？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可以延展出更多的经验研究。本文只是其中一个粗浅的尝试。